本报记者 张蕊 发自河北

　　每年的9月，都是韩冰最头疼也最忙碌的一个月。他是河北某镇计生办的工作人员，在这个月里，忙完了日常工作的月报，紧接着就得着手准备计生工作年报。

　　在河北的所有地区，计生部门需要每月做一次月报，半年一次半年报和一年一次年报。

　　简单来说，计生率就是一个地区总生育数减去“外生”个数，然后再除以总生育数。而所谓外生是基层计生干部对于计划生育以外生育的简称。

　　提到外生，就不得不提到如今越来越热的社会抚养费，即超生费。

　　韩冰直言，社会抚养费用很难征收，因为他们镇上是不收现金的，而是给村民一个指定的账户，村民们把罚款存到指定的账户上后，拿着银行的回执单到计生办去开发票。“票都是正规的行政收费发票，上面写的是社会抚养费，然后是金额，还盖有计生办的章子。”这个过程里颇多周折。

　　韩冰说，所有的罚款并不经他们的手，但年底会有相应的返还，“返还的比例是40%，一年差不多有二三十万。” 

　　但韩冰不知道的是，浙江律师吴有水申请公开的全国31个省市2012年的社会抚养费中，河北省的征收总额是136185万元。

　　截至目前，已经公开的北京、上海、江西等17个省市2012年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高达165亿元。

　　一票否决的计生率

　　作为国策，在河北，计生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河北对于乡镇领导的考核分为农村、党政、乡镇企业、计生等多条线，但计生是“一票否决制”。“因为每年全市都要排名，所以地方一把手很重视计生工作，这是政绩的体现。”韩冰说。

　　对于这一点，最近一直在关注社会管理费的吴有水律师深有感触，“很多地方都把这个作为指标任务必须要完成。”

　　其实并非只有河北一个省将计生工作作为基层领导干部最重要的政绩考核目标。“全国的状况差不多。”韩冰说。今年3月大部制改革，国家计生委与卫生部合并组建成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并将坚持计划生育由党政一把手负总责。

　　这种重视直接导致了韩冰和其同事每到这个时候就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每年，韩冰和同事都会提前和其他的乡镇计生办的同行沟通，相互合计计生率，此外还要随时和市计生局的局长沟通，“他们会给一个指导性意见。”当所有信息被统一后，就会汇报给镇党委书记，让书记考虑今年本镇要上报的数字，韩冰说，书记给他们定的任务是：名次居中。

　　实际上，每年韩冰所在镇的外生数额都不会全部上报，这里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怕外生费收不上来，影响年终考察。另外一个是如果外生数量太高的话，对年终考核影响会更大。

　　这也是让韩冰最头疼的地方—每次这个数字都不会一次性就确定，“每年都很折腾”，韩冰说，比如有时候已经送去了，但书记觉得不合适，就得去市计生局把年报拿回来，重新做一份再送去。

　　事实上，韩冰9月的工作不只是月报、年报，他还要参加一年一度的外生费的突击收取。韩冰说，平时收费也就是专门收费的几个人去村里转转，催催费，但突击收费的时候全部的人员都得参加，十几个人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几个村。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像韩冰这样的工作状态，在全国范围内并不是少数，据吴有水了解，现在全国各地不少地方已经把征收抚养费当成了一种收费的手段，有些地方甚至以“降价促销”，“打折销售”等方式鼓励多生孩子，“这很奇怪”。

　　而采访中，一些专家的担心则在于，这会让原本就模糊不清的社会抚养费收取更加混乱、不透明，“这是一块很大的政府收入，但怎么收取，怎么流转和花费都是很糊涂的。”一直在研究计划生育政策的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梁中堂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实际上，糊涂的费用管理也是以糊涂收账开始，韩冰说，突击收费的时候，单位会派辆车，集中去几个地方，到态度好的到家里去提醒一下，该交费了。“如果好好说话，说家里就是没钱，也在努力地找钱，这样的也就过了。碰到特别不讲理的，我们也不让他好受。”

　　律师遭遇无形压力

　　就在韩冰忙着自己工作的时候，远在浙江的吴有水也同时在忙碌着。7月，吴有水向全国31个省市的计生委和财政厅(局)发出了信息公开的申请，申请公开各省市2012年度的社会抚养费的收支状况。

　　在这之前，吴有水接到过不少关于社会抚养费的咨询，当咨询越来越多的时候，吴有水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发现，几年前就有人在追问社会抚养费的用途，但只是发文章质疑，并没有实际上的行动。

　　他决定要做“吃螃蟹”的第一人。

　　他在查阅资料后发现，目前国内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实行收支两条线，所以如何征收如何开支并没有在任何的信息公开中提到过。

　　吴有水说，社会抚养费和交通等其他的行政罚款不一样，其他罚款就是作为国家收入上缴财政，并没有固定的用途。但社会抚养费是要弥补公共资源不足的，但据其了解，这些费用根本没用在弥补社会公共资源不足这些方面，“收取社会抚养费是为了控制人口的增长，但现在却成了一些地方政府敛财的工具。” 

　　有法律规定就要严格执行，现在的状况是老百姓违反计划生育法，政府却用更加违法的手段去执行，“这不奇怪吗？”吴有水说。

　　如今两个月过去，只有17个省公开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数额，但没有一个省愿意把钱的去向说个清楚。随后，不甘心的吴有水向国家卫生计生委申请行政复议。紧随其后，又有14名女律师也加入追问行列，致信审计署申请信息公开。

　　审计署表示，没有对此进行过全面统计。同一天，卫生计生委也表示，各计生部门应公开社会抚养费相关信息。

　　14名女律师之一的广东律师陆妙卿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一直以来，收取社会抚养费的社会争议就很大。“现在公开的只是入账的数字，私下还有没有入账的，更是一笔糊涂账。”

　　北京律师黄溢智称，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她们没有收到回复或者收到的是无效回复，“我们会提起行政诉讼。”但目前，她们下一步的工作是要梳理下各个省是如何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做一个比较，如果征收标准特别高省市，看看是不是合理，“我们会提出问题，看有关部门能不能考虑修改。”

　　而随着社会抚养费的话题越来越热，吴有水感觉到了压力。采访中，吴有水开玩笑说，自己可能撑不下去了。“虽然他们没说什么，但心里肯定不舒服。”

　　这并非空穴来风，有一次，他接到电话，要求他不准出门，不准请客，那一次，吴有水试着邀请几名律师和教授朋友吃饭，请教这个事情要怎么做才更符合法律的规定，但没人到场。

　　事后，杭州师范大学教授范忠信发了一篇微博：“一位律师朋友向我的邮箱发了一个邮件，约我参加一个周末聚餐，见见几位发起签名连署要求政府公布计划生育罚款去向的律师。有人委托校方打电话要求我不要参加，真有些草木皆兵了！”

　　对于吴有水、陆妙卿等律师要求的社会抚养费支出的公开申请，韩冰表示，“这怎么公开？”韩冰说，这笔返还的钱里有一部分是用于基层办公经费的，“如果我们的办公经费足够，那么这部分钱就不必返还。”

上一页12下一页